赵俪生：死三人记

┃Personal History

死三人记

© 赵俪生／文

　　37年前，在那个农场里，大半年功夫就死了三个人，大家替我排上了个队，是“第4号亡人”。但是，由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情况，我没有在农场里死去，并且一直活到今天。从而，使我感到有责任把那三位前行者久被湮埋的事，写在下面。

一

　　第1号亡人，叫叶明恕。他是福州人，北师大中文系毕业，职称嘛，假如未升讲师，那就是两、三年资历的助教。他本人据说没有问题，或者问题不大。问题据说在他的父兄。他的父亲是福建省警察厅长，哥哥是福州市警察局长，一个逃到台湾，一个在镇反时被镇压了。光这段家庭历史，就够叶明恕呛的了。其实，中国自古时就不讲论这些，如尧的儿子如何，舜的爹如何，尧还是尧、舜还是舜嘛。可我们那时候不成，“龙生龙、凤生凤”，“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于是叶明恕就被下放到山丹农场来了。
　　叶明恕的死，鲜明地说明了一点，那就是，强制（或者叫“专政”）最终不能解决问题。你施行强制，他有三种办法对付，一是“顺着”；二是偷奸摸滑、拐弯抹角地跟你对抗；第三种就是毫不拐弯地对抗到底，一至于死。试想，我们是3月下旬出发的，叶5月中旬就死了，连来加去不过50天工夫。
　　记得出发那天，叶明恕的行李已被统一运走了，人已经坐到大巴士上了，可一转眼他又溜回宿舍去，多亏他的支部书记爱才（当时的话是“右倾”），拿一条好烟、几个罐头好说歹说才又把他拉回来。他就是思想不通，他就是不愿被下放，最终你还是拿他没办法，只能说他“花岗岩”。
　　我们当年那个农场，设在河西走廊山丹县的三十里铺。八九十个人，八九十支铁锨，先住在庙里，自己浇水，自己种粮食，自己打土坯、盖场房，自己养羊、牛、猪。这个劳动当然是重的，但当时吃喝还可以。有时跟河西土著并肩劳动，有时跟河南移民一起劳动，“你追我赶”，拔白旗，插红旗，叶明恕怎么赶得上趟呢？！他偷偷与司机师傅商量把他带回城市，司机岂敢隐瞒，汇报后当晚开批判会“帮助”。所谓“帮助”，开头是恶言恶语，慢慢几个干部就带头拳打脚踢起来。“要文斗不要武斗”是6年以后的话，这时候还未出场。
　　我们那个种地，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先浇水。打电话给祁连山的水库，由他们安排哪一天几点钟到几点钟给你开闸放水，放多少水。我们就在放水日期前，展开大规模的准备工作，目的是叫水流到你想叫它流到的地方去，不要叫水流到你不想叫它流到的地方去。较平的地方打一点土埂子，所费劳力不大；沟沟洼洼的地方就打起塘坝。塘坝有半人高，要用铁锨一下一下地拍实，这个劳动耗费气力是很大的。所有这些，都由“老龙”们指导。“老龙”就是农村中浇水的老把式、老师傅，从公社里请来。到水放下来的日子（一般都在夜间），大家就统统投入战斗，非常紧张。一不小心，叫水跑了，跑到长城的方向去，那这股水就算浪费了。所以“老龙”们很“歪”（脾气很大），在抢水时候你上不去他会用铁锨没头没脸地打你。叶明恕到这种时候就只好运送运送骆驼蓬草以备堵口子时使用罢了。
　　浇过水后，地埂子早冲得不见了，塘坝顶多剩一点残迹。这时候就犁地。犁地使用人力和畜力。人力就是四、五个人一架犁花，人像伏尔加纤夫样弯下腰拉着绳子，这个办法既耗力而又效率不高。畜力较高，可农场初建还不曾买下牲口，只好到公社去借。人家忙时不借给，等借给时却已经抢种过了。借来的牲畜，牛、马较少，以骆驼、牦牛居多，这些牲畜负拽力大，但不好调配，扶犁的人很艰难。叶自然不胜任这种工作，只好牵着牲畜的鼻绳在大田里走过来走过去而已。碰到人工拉犁的时候，据说有人观察过，四根绳子绷得紧紧的，只叶的这一根是松弛的弧形，他就是死下心不用劲拉嘛。
　　犁过地，撒过种，还有一道工序，叫“磨地”。“磨”是西北的叫法，东边叫“耙”，或者叫“䎬”，就是把翻起来的地敉平一下，种子埋进土里，还可以保墒，就是说让那些可怜的水份，不至于被阳光很快地蒸发掉。
　　叶死的那天，恰好被安排和我一组“磨地”。所谓“磨”，是用大荆条编织成像一床褥子那样的东西，底下安6枚铁齿，以使土圪垯遇之便成粉碎。一人站在上面，平衡压力，另一人拉。轮番互换。这个劳动不重，分配者隐隐寓有惜老怜乏之意。
　　可是另外还有一个插曲。原来我们那个支书叫刘子卿，陕西凤翔人，他确实是个特殊的人物。原来他在大学里不过是个总务处的副处长，可是一下来，他就成了土皇帝了。他富有创造性，创设了罚跪、罚不准吃饭，即使有饭票炊事员也不敢打给。一般设想，不准吃饭就意味着不劳动。不然！照常跟班劳动。这是严重违法的，但那个时候法制观念还未普及，东西南北中党管理一切，一切支书说了算数。那天正是叶明恕被宣布不准吃饭跟班劳动的第二天。
　　那一天，我也被宣布不准吃饭，跟班劳动，可我还能支撑得住，叶明恕就支撑不住了，这说明我的血里糖的补偿的能量大。这就不禁想起一件古事，说殷纣王清早看见祖孙二人过河，老者不打颤抖，少年打颤抖，殷纣王问大臣为什么，大臣说，老的骨髓已经长满，小伙子骨髓还没长出来哩，于是殷纣王叫把祖孙二人抓来，敲骨验髓。……我比叶年长十五六岁，所以我的耐饿度比他强些。
　　正午，大家在地头上歇晌。叶明恕装作小便，到另一小队的人堆里掏一只布口袋，掏到一个馍，就急忙往嘴里送。可是说时迟、那时快，旁边一位装作睡着而实是眯着眼在看的队员顿时高喊起来，“叶明恕偷馍了！”于是人们纷纷爬起，一顿拳打脚踢……
　　叶明恕下午一直没劳动，小队长另派一人跟我一起磨地。河西地方气温的差度很大，有时达16℃，而东南沿海的温差才2℃，所谓“早穿皮袄午穿纱”者是也。叶明恕觉察没觉察到这一点，我不得而知。但他一直躺在一堆干草上，棉袄撇在一旁，呼呼大睡，在可以不劳动中得到满足。
　　那是5月17日下午的事。18日凌晨2时，睡在我旁边的一位党员干部悄悄起身，叫起另外两人，带好手电筒点起马灯，悄悄出去了。两小时后悄悄回来，复又睡下。从他们悄悄的言语中，似乎在说，叶明恕一夜没有回来睡觉，寻觅到场地里，他仍躺在那堆干草上；冻死了。
　　早晨7点大家排队到场地。调皮的人说起怪话，“叶明恕真能睡，一天一夜还不醒来。”另一个说，“怕是要到另一个世界醒来了。”十点钟，吹哨子紧急集合，有刘书记，有县公安局一个副局长，还有个县法院的代表。先由刘书记讲话，说毛主席教导说，矛盾是可以转化的，叶明恕本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因为他誓死对抗人民的秩序，他已经堕落成为敌我矛盾了。那两个县里的人连连点头，表示同意。
　　可是事隔两月，到7月份，农场的第2号亡人死了，校党委派人送来两副棺木，两架花圈，花圈的带上写着“明恕同志灵右”。说怪话的人又说了，“咱们党委犯了极严重的右倾错误！叶明恕，咱们刘书记早就宣布他是敌我矛盾了嘛，花圈上怎么还称呼他是‘同志’呢？！”

二

　　第2号亡人，叫李纲，生物系助教。人们说，他是“三新”，大学刚毕业，新任助教，是一新；新结婚，妻子美貌，是毛纺厂的女工，是二新；新入党，入党前是校团委委员，是三新。他和叶明恕是截然两种人。叶是明摆着的“破罐破摔”。李不然，年轻有为，爱劳动，样样带头，是被场里竖起来的“标兵”。而他那年轻的生命就恰恰断送在这个“标兵”上了。
　　夫“标兵”有两种，“死标兵”和“活标兵”；而“死标兵”好当，“活标兵”难当。因为“死标兵”受崇拜的时候，他本人已经不在人世，一任世人把塑造的东西加到他的身上，而他本人没有负担。“活标兵”不然，他还活着，那么对他除了崇拜之外，还会有对不足处的责难。所以他的弓弦一定是拉得非常紧，弄不好就会绷断的。
　　李纲死在“七一”党的生日前后。他死的时候我不在农场，而是被送到县城的卫生院，住院开刀。原因是浇水的时候，祁连山山水中冰块坎到我的腿上，流血、感染化脓，左腿肿得像一条粗棒子，注射链霉素都消不下来。场部的人也担心把我浑身肿死在农场里了，这个名声他们承担不住，这才把我送往医院的。从我的腿肉里，撕出来七、八条长长的脓袋，像剖鱼时候从鱼肚子里撕出来鱼膘、鱼苦胆似的。住院15天，所以李纲的死，我未亲见。
　　记得我被送往医院离开场部的时候，他正参加场房的基建
　　工作。基建工作就是盖房子，而盖房子先要合泥，制坯。“坯”又叫“积”，又叫“墐”，又叫“胡墐”（讹音叫“胡秸”。）泥里拌铡碎了的麦草，要用光着的脚踩。这踩泥工作，是很沉重的活儿，李纲是“标兵”，义不容辞，就踩上去了。而踩泥这个活儿是要干干歇歇的，李纲年轻，不懂得利害，一口气踩了一天，不换工种，到夜里就急病死了。
　　等我从医院回来，场部替我换了工种，叫我养马、放马。这个工种有它的优越性，它使我可以不必在若干调皮的中年人中间亮相，可以独自把马带到僻静的地方，马吃草吃得正酣的时候，我可以读书。但也有很麻烦的方面，夜里需要喂一遍草；马很容易感染肺气肿，弄不好会死，一害上就得牵它到兽医家用药筒子给它灌药；还要带它去配种，要帮助它产马驹，要防止它突然发性狂奔而去，等等，等等。
　　我一般是5点半牵马出去吃草，因为这时草上带着露水，最鲜美。9点，把马带回场部，叫它吃些槽里的干草，我也吃早饭。有一天，大约是七一后一个星期的时光吧，我牵马回来，见到学校来了大卡车，还有一辆吉普。一个中老年女子和一个中年男子。这个中年男子我认得是人事科科长，那么那个中老年女子我已可以推想出来是人事处长了。从大卡车上卸下来两副棺木，两架花圈，带子上写着“明恕同志灵右”和“李纲同志灵右”。从场部办公室里透出来两个女子撕心裂肺的哭声。我立刻明白，是李纲的新婚妻子与姐姐到了。
　　第二天，小队长吩咐我早一个小时把马牵出去，晚一个小时回来，食堂给我留饭。我立刻明白，叫我不要看见出丧的场面。可是世界上的事，就往往有天然的弥补。有个姓刘的，原化学系实验室的管理员，管药品和玻璃器皿。现在他是采购员，骑自行车到各公社去搞“公关”。他知道我放马的水草之地，骑自行车来了，坐下来跟我唠了半天嗑。他说，“人死了最臭，比死狗死猪还臭。那天挖开，叶明恕已经烂完了，李纲刚开始烂，颜面已经乌黑，看不出模样来了。我们赶紧告诉领导，拦住不要叫家属到跟前来。学校还带来两套制服，谁也没办法给那么稀软稀软两堆东西穿上，就只好盖在上面了。可就这么两件沾了血水的新制服，被雇来挖土筑坟的老乡留心上了，半夜又来挖开，把两套制服拿走，洗净后拿到市场上卖了50块钱。人穷嘛。手里的活便钱太少啦，就只好干这种缺德的事。”呜呼……

三

　　第3号亡人，叫周新治。周是四川人，广东师范学院地质地理系毕业，分配到大西北。一般，四川人大家都叫“川耗子”，即有洞即钻，无孔不入。而周新治的性格恰恰相反。譬如，他有心肌梗塞，就凭这一条他就不应该下放，可是他从来不据理力争。他认为领导既然把他定在名单里了，他也不该再说什么。检查身体时，心肌梗塞查出来了，但那个医生是个混事的医生，说不要紧，下去锻炼锻炼，心肌梗塞会好的。真是见鬼的话！但周新治却经常重复这个话，把它当真理传述。
　　他死的时候，已经是严冬了。忽然传开，说中文系有临届毕业生30人要来农场短期锻炼；又说，校长也要来场视察。这一下，场里紧张起来了。平时场里是一天三顿糊糊。有个下放人员说怪话，“喝三顿糊糊，就干三顿糊糊的活啰。”可是校长大人下来了，总不能叫他喝糊糊吧。临届毕业生伺候不好，还会给你起点小风潮呢。所以要吃几顿馍馍。有人还提议到山丹县城弄些大米来。肉嘛，肉多着呢，山上放的两群羊，每夜都要“乏”死一只两只的，拖回来剥剥皮，下锅就是啦。可炊事员反映，锅太小，要换大的。于是打电话到新河镇去借锅。谁去背呢？有人说，“周新治在家泡病号，叫他去！”他就老实巴交地去了。镇距农场5里之遥，往返10里。锅背回来了，但还是小，于是又打电话到县城去借。那边答应了，谁去背呢？“还是叫周新治去。”县城距农场30里，往返是60里的路程。
　　学校图书馆有个站柜台借书的娃娃叫小刘，也不晓得他犯了点什么错误，也下放到农场来了。那一天，他恰好要进城看病，场部就叫小刘陪伴周新治一路走。小刘事后对大家说，“周新治已经饿得走不动了。可是他很乐观。他说小刘呀，我身上有粮票，咱们到公社食堂吃顿饱饭去。谁想到二十里铺、到十里铺、到五里发电厂，平素只要拿出粮票，立刻卖给。现在不中了，要单位的出差证明。大师傅拍打着围裙说，同志，你们听见没有，定西饿死了万把人呢，省里捂着，说是闹瘟疫，周总理派保密人员来查，死人肚子里全是草哇！这就是说，粮食紧啦，不是我们不卖给。周新治走到距县城一里半地方，摔到地下就再也没有爬起来。”
　　我和周新治接触，是在他死前约莫一星期的时候。那几天，场领导派遣两个人一小组出到野地里拔或者割芨芨草。芨芨草，是河西名产，它类似苇子，比苇子细，比苇子硬，不易腐烂。可以用来编帘子、编炕席，特别是铺房顶，上面抹上泥，最耐风吹雨打。拔或者割芨芨草，一天有限量，5斤以下是不及格，20斤上下是合格，40斤以上受表扬。那一天我们二人割了一天芨芨草，各约20余斤，中不溜秋的，过秤时不会挨骂了，于是就各就一方土台，像是分宾主般坐下。
　　“先生——”他开口说。这使我非常惊讶。他看出我的眼神后继续说，“这有什么值得惊讶的？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你已经是名满全国的大教授啦。我把你看做我的老师，叫你先生，有什么不应该的？”
　　“可我现在是劳改人员呀。”
　　“不管这些。那都是历史，历史是一晃就过去的。我现在要跟你说的，就是这块表，”说着他掏出一块怀表让我看。“我这一辈子就只剩这一件东西了。
　　我很敏感。从“我这一辈子”这个短语里，我隐隐感到一种不祥。才三十出头的人，怎么冒出来这样的话？
　　他继续说，“建国以来很少有英国的商品销到中国来。这是极稀有的一批，物美价廉。比国产的火车头表又美观又便宜，那时我刚刚分配工作，就买下来了。我带它在怀里快十年了，比老婆还亲。说起老婆啦，我们已经有个小男孩，可老婆能干我不能干，她老嫌我窝囊，窝囊就窝囊吧，只有这只表它最理解我。”37年过去了，我想到这是他的一篇《遗言》，他在野地里对我说这一篇话，也是考虑过的，有选择的。
　　周新治1960年11月29日死的，到12月6日，他的夫人由地理系办公室一位同志陪着来到农场。当时大雪铺天盖地，天气严寒。场部替她准备的饭，她说“不吃啦”。场部提议请她到菜窖里看看遗体，她说“不必啦”。匆匆忙忙把被褥等物卷成一个小卷，就要起身。突然，她像记起一件最紧要的事似地喊道，
　　“那只怀表呢？”
　　很多人还明白不过来是怎么一件事。最后，还是由厨房一位老师傅下到地窖在遗体的衬衣口袋里摸到了它，交给了夫人。
　　看着送夫人到车站的马车启动之后，这位老厨师嘟嘟囔囔地说，
　　“这年头，把人就这么做（zu）着哩嘛。”

　　周新治的死，在这座农场的兴衰史上，划了一个阶段。假如叶明恕的死，还标志着农场的初兴；李纲的死，标志着农场由高点向下倾斜、向下跌落的话，那么，周新治的死，则标志着这种被称作“思想改造”圣地的神话的最彻底的破产。
　　冬天来了，这是自然环境。大田上的活完全停止了。几匹马，陆续冻死了，其中一匹肚子里带着驹一起冻死。羊放到山上，夜里在破庙里歇宿，每清早放出时至少有三只五只“乏”死了，有的刚产下的羔子就被大羊踩死了。猪呢，我们经常在清晨打扫猪圈时，发现一只母猪和几只刚刚产下的猪崽子一起被羊水和尿水坚实地冻成一块冰饼。人呢，现在人的局面也在变化。极“左”思潮的代表人物——省委书记张仲良受批判了、做检讨了、要调到南京去了。我们农场的土皇帝刘子卿也调回学校做检讨去了。夏天时候那根绷得很紧的弦，嘎嘣断了，一种效果产生出另一种效果：一片混乱和极端的无组织无纪律。这令人反思，夏天时候那种高组织高纪律，是用高压强制出来的。从前，5点半人们就起床了，现在9点半还躺在地铺的草堆上。夜里，从前不到9点就吹哨熄灯，现在午夜以后仍然热闹非常，赌博的人大呼小叫，悠闲的人喝着茯茶聊天，肚子饿了的人到野地里埋死小猪的地方把小猪的尸体挖出来，用极快的速度剥皮、洗净，用两只反扣着的洗脸盆煮，煮烂，狼吞虎咽地吃掉，再用最快的速度把皮骨埋藏掉，把洗脸盆清洗掉，以免场部的人来检查时找到痕迹。个别人，堕落得更严重。把下放人员的夹克衫、呢裤、皮包等偷出去，卖给村里的老乡。所谓“卖”，不是用货币买卖的意思，而是原始的以物易物。换一条羊腿，一只羊头，一堆羊杂碎，一两个糜子面炕的硬馍，等等。这些东西并不是自己吃的，而是带回到场部来卖给下放的同事们。这个“卖”也不是换回来货币，而是粮票和饭票。倒来倒去，这个青年干部再不是饿得天天睡觉，而是腰缠若干粮票和饭票的“大亨”了，谁缺吃的，都得低声下气去跟他借或者买。谁会想到，今天这个投机倒把的“能人”，在学校里还是共青团员呢。
　　农村社会，也在经历着“巨变”。抢羊、抢粮、抢甜菜仓库的事，已经屡有所闻。抢羊是有一定组织性的行为。大家都是一个公社，甚至是一个大队，知道羊群夜中歇在哪个庙里，于是天黑下来抢羊的人就出动了，其中自必有几个壮汉，但多数是婆娘和未成年的男女少年。这些人，也多多少少懂点法律，懂得抢羊是犯法的，懂得18岁以下的犯罪不判刑。这些人随身带着宰羊、剥羊的工具。他们到得庙前，“临战”啦，放羊人照例是有两只狗的，狗都很恶，死命地咬，死命地扑。那就得来点“狠”的了，捡大石头往狗的身上砸去。狗很灵性，一只狗砸死了，另一只狗就放弃战斗，躲到一边去了。放羊人就更“诡”，躲在庙窑深处装做睡熟了的。于是抢羊人放开行动，但他们并不多抢，每夜四、五只，五、六只，捡肥的，拖到一个山凹子里，点起篝火，宰的宰，剥的剥，剁的剁，顷刻之间，每家分到一份。大家“偃旗息鼓”，扑灭篝火，各回到家，立即把“胜利果实”煮烂，吃掉，骨头埋到园子里，躺下睡觉。
　　至于抢粮库、抢糖萝苩（甜菜）窖，那是在大白天，“明火执日仗”。也是老婆子、婆娘、未婚嫁的小子、闺女们一马当先。区委书记挡在窖口，两边两个枪兵，枪口向着群众。书记力竭声嘶地喊，“父老兄弟们，不能抢呀，这是国家财产，也是集体所有的财产呀！”又喊，“父老兄弟们，你们逼着我犯错误呀，我开了枪，打死人命，我犯错误；我不开枪，你们把公家的东西抢走，我也要犯错误呀！”大家听了这个话，心眼里知道这个书记还是个好书记，可是窖还是抢了，没抢光，抢了一多半，老老少少各人肩上扛着脏兮兮口袋子一口袋甜萝苩各自回家去了。……

四

　　文章写到这里，应该结束了，但还有一条尾巴。这就又要提到“第4号亡人”。“第4号亡人”本该是我，但我濒临死亡却没有死，那个死的第4号不在山丹而在临夏（河州），那里农场规模较山丹略小，但与山丹为同属西北师范大学的兄弟单位。刘子卿也曾在那家农场里当过支部书记。
　　第4号亡人，叫李崇裕，物理系中青年副教授。这个人我曾同他在一幢宿舍里、一条通道上住过，我知道他是谁，他也知道我是谁，就是没有彼此打过招呼。上厕所，上下楼梯，经常碰面。据说此人自高自大，自以为了不起。可能他是一个人才，但他的自我估价比社会对他的估价要高得多。他一到农场，就给校党委写了一封信，要求即刻宣布他为二级教授、物理系主任，并派小汽车把他接回学校，并且在副食品和粮食供应上要特别从优、加倍。他还开了一个清单，计猪肉每月几斤、大米若干斤、白糖几斤之类。这样的事，要在寻常的时代，遭逢上胸襟开阔的领导，那么，这仅仅是哈哈一笑的事而已。顶多说，这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娃娃。可他偏偏碰上大饥饿的时代，又偏偏碰上肚肠狭窄、头脑极“左”、又极官僚主义的领导，于是他们感到自己是受到了严重的冒犯，于是乎加了“按语”，用红头文件批转下来，叫群众从反面学习。“按语”千言万语，要害一句话：“猖狂向党进攻。”
　　于是，李崇裕死在了临夏。医生怀疑他自杀，剖腹检验，原来是一肚子青草。
　　饥饿是一种自然的生理本能，无法使用政治力量把它压服下去，叫他不饥饿。劳动也是一种自然的本能，适当进行有利无害，但不能使用政治压力施行超强度劳动，施行了也不会持久。这两者结合到一起，美其名曰“思想改造”，更是一件明目张胆、自欺欺人的行为。可是在四十年前，我们的某些领导者们，却像疯魔了一样，死不回头地这样干下去，在人类社会上，在历史上，造成如上述的累累的疮疤。

1997年3月18日　　
于兰州大学22楼之209室

　　本文选自《篱槿堂自叙》，赵俪生／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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